企業除了以利潤為目的之外，還應該兼顧社會責任，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但以往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也僅僅局限于道德領域來討論，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企業兼顧社會責任，就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既然是道德問題，那么，社會責任對企業來說應該是一個“軟約束”。換言之，如果企業不講社會責任，也沒有什么過錯。
這種說法最近在西方企業界受到了挑戰。在美國，托馬斯·唐納森和托馬斯·鄧菲是企業倫理學權威，倆人提出，企業必須將其社會責任作為“硬約束”，必須將遵守社會倫理道德與遵守律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企業社會責任，絕不僅僅是道德問題。
1990年代初期開始，殼牌國際一直在非洲尼日利亞三角洲推行一項天然氣開采計劃。一些尼日利亞人認為，計劃將對他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產生致命破壞，就組織起來進行抗議。尼日利亞政府為配合殼牌國際此計劃，不顧當地百姓抗議，仍組織強行拆遷與開發，于是，抗議演變成暴力事件。
此事被披露后，學界及媒體并沒有花很大力量去譴責尼日利亞政府，而是將批評的矛頭集中到了殼牌國際。作為初步反應，殼牌國際選擇了自我辯護。
但社會輿論對殼牌國際的自我辯解不僅不接受，反而持更加激烈的批評。輿論與社會反響已經直接影響到了其業務開展與利潤維持。
兩位企業倫理學家臨危受命，擔負起殼牌國際“危機公關”的重任。他們采取的行動是在14個國家召開圓桌會議，召集了159位殼牌執行官和145位社會人士。會上充分聽取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各種意見。最后，殼牌國際通過一個“協議”。協議規定：今后殼牌國際將明確承諾對與企業行為相關的健康、安全和環境負責，并將要求所有與殼牌國際進行交易的企業都遵守這一承諾。協議還特別規定了履行該協議及違反該協議所面對的獎或懲，也就是說，該協議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該事件以1997年《經濟學人》發表《殼牌人說抱歉》而告一段落，殼牌國際也很快恢復了其老牌最受尊敬的歐洲企業的地位。
這里有個有趣的現象。以往，企業間所訂立的協議，從來是關于商業交易的。這種商業契約在法律上具有強制執行的特點。但殼牌國際在這次危機公關中，產生了一種在殼牌國際關聯企業之間的一種新的協議：它是非商業交易性質的，而是關于殼牌國際及其關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但與商業契約相同的一點是，這種關于企業倫理的契約竟然也有“硬約束”：因為它規定了獎懲規則。這與我們此前關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單純的道德問題”的理念也相沖突：因為如果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單純的道德問題，就不應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而應該靠企業的自覺。
對此，兩位大師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概念加以解釋。他們認為，以往，我們只承認商業契約。但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實際上，一個社會中的道德、觀念及習俗，它是在更大范圍內規定了人類社會賴以運作的秩序，構成了“社會契約”。正因為它也是契約，所以盡管它不是成文法，卻也應該與法律一樣得到尊重，并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正式的法律來保護。
應該看到，在我國，講社會責任的企業越來越多。但整體上看，在許多經濟學家或企業家眼中，企業就是利潤的機器，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個“偽命題”；更少有經濟學家或企業家能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提到“契約意識”的高度來認識。這種狀況到了要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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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