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一個葡萄酒假內行，我喝酒總是聽從別人的建議，想法也總是盲從他人，我不需要親自品嘗一款酒就知道它的好壞。那時我只有23歲，我喝過的酒可能不會超過10款。”
不幸的是，這種情形在葡萄酒界比比皆是。喝葡萄酒的人包括兩種：假內行和不懂酒的普通消費者。前者操控著葡萄酒行業，他們告訴我們什么樣的葡萄酒算得上好酒，一瓶葡萄酒應該值多少錢，赤霞珠和美樂有什么區別。后者則總是云里霧里：有誰知道答案？我們為什么要知道這些？
顯然，這些問題在所謂的“主流葡萄酒媒體”很難找到答案。他們的目的往往是進一步加深葡萄酒的高深莫測而非實實在在地教育消費者。他們把每款酒按照百分制進行分類，讓你為是否一款40美元、89分的酒比另一款90分、50美元的酒更超值而糾結。
這就不難解釋，盡管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蘭西悖論”（French paradox）極大地推動了葡萄酒的發展——酒質顯著提升，購酒更為便利，酒廠數量也自1975年以來翻了6倍，甚至封瓶都采用了螺旋蓋等替代方式，但就人均消費量而言，美國人消費的啤酒仍然是葡萄酒的3倍，烈酒仍然是葡萄酒的兩倍。加州葡萄酒協會（Wine Institute ）的數字顯示，目前美國成年人每月人均消費葡萄酒量僅為一瓶，這意味著30年來美國人均葡萄酒消費一直停滯不前。
最好的酒未必品質最佳
10多年前，我被報紙《Star-Telegram》聘為《葡萄酒吝嗇鬼（The Curmudgeon ）》專欄作者，我的工作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一直是為普通葡萄酒消費者說話，為他們解惑，盡可能“吝嗇”地捍衛廉價葡萄酒的價值以及它們所帶來的愉悅。
作為一名媒體人士，我的責任是為讀者寫作，而非證明我比他們更聰明，這就意味著用清楚明了的語言，而非行業術語為他們提供建議，如何選擇他們能夠買到且價格實惠的葡萄酒。其次，我是一名來自芝加哥的啤酒消費者，而非一直處于葡萄酒的氛圍中長大，我知道消費者需要什么，因為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葡萄酒作家Darryl Beeson認為，最好的葡萄酒未必就是品質最佳的葡萄酒，而是那些和我們一起經歷了某些重要時刻的葡萄酒，比如第一次約會、孩子出生、期待已久的假期。也就是說，葡萄酒的好壞取決于和誰一起分享，在哪里喝，這些因素和酒的品質一樣重要。
這也正是歐洲人對于葡萄酒的態度。他們認為葡萄酒并不是為了某些特殊場合而出現的，也不會只買評論家推薦的葡萄酒。在歐洲，葡萄酒像餐盤和餐具一
樣，每晚都會出現在人們的餐桌上。即便今天，整個歐洲的葡萄酒消費都在下滑，眾多葡萄酒評論家都在預言歐洲的葡萄酒傳統正走向末路，然而事實是，目前法國、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人均葡萄酒消費量仍然是美國人的5倍之多。
是時候改變消費態度了
當然，歐洲人的葡萄酒飲用歷史遠遠早于美國人，他們從4000年前就開始飲用葡萄酒。
與美國相比，歐洲在葡萄酒行業擁有先天優勢。首先，德國以南的歐洲大陸是種植葡萄的理想之地，能夠出產高品質的葡萄酒，包括赤霞珠、美樂等。其次，過去的3800年里，飲用葡萄酒一直比飲用水安全得多。經過發酵釀制的葡萄酒能讓人免于遭受某些疾病，那為什么美國人不每餐飲用呢？這就要從美國葡萄酒業的發展歷程說起。
美國的現代葡萄酒產業起步于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這之前，美國人喝啤酒和朗姆酒，后來開始喝威士忌。19世紀60年代，美國成年人每年的平均烈酒飲用量為2加侖，相當于約200杯雞尾酒，為葡萄酒的20倍。隨后，禁酒令破壞了處于萌芽期的葡萄酒業，卻無法阻擋民眾對葡萄酒的熱情。不過在19世紀，美國葡萄酒業的中心在俄亥俄州和密蘇里州，而不是加州。
與此同時，啤酒和烈酒卻在飛速發展起來。這兩種酒的釀酒原料是玉米和小麥等谷物，這些原料隨處可得。加之當時物流并不發達，高速運輸無法實現，想要把密蘇里州的葡萄酒運往紐約，幾乎和將法國的葡萄酒運往紐約一樣難。于是，人們普遍選擇飲用當地出產的啤酒和烈酒。
“在過去的5年中，美國市場上很少能看到普通的廉價餐酒，低價加侖罐裝酒幾乎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特色的加州產的紅、白葡萄酒，這些酒包裝華麗，價格也非常昂貴，上漲到先前的2.5倍，而各類廣告促銷也鋪天蓋地而來，試圖讓我們相信這些我們根本不愿購買的酒物有所值。”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段文字并非出現在21世紀的Wine Curmudgeon專欄，而是美國最早的優秀葡萄酒評論家之一Frank Schoonmaker在1947年所寫。
難道現在不是我們改變消費態度的時候嗎？我們是不是已經等了太久？對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Yes”，而現在，做出改變已經是當務之急。
wine-searcher撰稿人JeffS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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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施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