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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媒體報道，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日前表示，正打算把公司以往承擔的一些社會職能交還給政府，例如探索分隔27萬工人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將宿舍賣給政府等等。
　　
　　事實上，“富士康悲劇”以一種經典的方式深刻揭示了長期以來很少為人論及的一個道理：市場經濟條件與“企業辦社會”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辦社會”的情況在中國到處存在。相信稍微上點年紀的人至今都還記憶猶新，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許多所謂城市——如鞍山、撫順等其實就是一個超級工廠。反過來說，像鞍鋼這樣的所謂企業，就是一個涵蓋一切的社會，從托兒所到殯儀館一應俱全。然而，這樣的“企業辦社會”是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的，這也就是它們最終無一例外地難以維系，需要進行一場全方位的“國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為代表的中國出口加工業基地在奉行市場經濟外部條件的情況下，它們的企業卻仍然試圖沿襲這種“企業辦社會”的內部管理方式。這自然又與它們雇傭的員工的身份結構高度相關——他們絕大多數是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基本沒機會在當地安家落戶，遑論融入當地社會。在改革開放的前半段，由于企業的規模普遍比較小，問題一直被掩蓋著，今天終于大規模爆發。郭臺銘所訴的苦一點都不假：80萬人，相當于一個人口稠密的超級大縣，甚至已達到了人口相對較少的省份的一個地級市的規模。富士康的這么多員工們除了干活、吃飯、睡覺、賺錢外，還有每一個人都離不開的社會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戀人間的感情交往。
　　
　　問題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鋼鐵廠和大慶油田，郭臺銘董事長也不是它們的黨委書記。在市場經濟的外部條件下，追逐利潤是企業和企業家天經地義的事。退一萬步說，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員工關懷，就像郭臺銘陪同200多名海內外媒體記者參觀富士康部廠房后在新聞發布會上作出的許多承諾那樣，它也絕不可能把自己建設成又一個鞍山，當今的外部條件決定了它沒有這個能力——它所能夠辦出來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非自然的、軍營式的文章來源中國酒業新聞網扭曲社會。一個正常的人際社會，就像自然界一樣，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而計劃經濟時代的鞍鋼之所以能夠辦成這樣一種比較真實的社會，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完全是因為它可以支付昂貴的經濟成本，直至徹底犧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
　　
　　歸根結底，“富士康悲劇”折射的是社會在急速轉型過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這10條年輕的生命，便是這種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體現。他們拷問著我們：當我們的經濟正在向“市場”大踏步邁進的同時，我們的社會在組織和管理上怎樣才能及時跟得上這種變遷？市場經濟不可能單兵突進，它的成功高度仰賴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全面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