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殺”之謎》系列報道之二：“保護傘”為誰撐起？
日前，有業內人士在新浪微博爆料，稱“山東曹縣政府與碧波酒廠運用五大殺招封殺外地酒。”為探其究竟，《華夏酒報》記者趕到山東曹縣進行實地走訪調查。在采訪中，曹縣當地經銷商紛紛表示，曹縣有關部門“封殺”外地酒，確有此事。而曹縣外宣辦則認為，當地政府只是提倡喝當地酒，并未“封殺”外地酒。
裁判員還是運動員？
看了7月17日《華夏酒報》刊登的《“封殺”之謎》系列報道之一《曹縣“封殺”外地酒？》后，山東碧波酒業焦姓工作人員專門給本報記者打來電話，說：“目前，曹縣酒類市場上外地酒占多數，故不能稱之為‘封殺’，若是‘封殺’，就不會有外地酒存在。”
為此，記者致電曹縣當地酒類經銷商牛經理，詢問目前曹縣酒類市場情況。牛經理向《華夏酒報》記者表示：“曹縣有關部門以下發文件的形式，利用行政權力干涉市場，操縱市場，設置市場障礙，靠強制的手段來扶持碧波酒，擾亂了我們正常的運營規劃，損害了經銷商的既得利益。這種行為也破壞了正常的市場機制，限制了外地酒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我們又不能不經銷碧波酒，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自然要受到“白酒辦”的查處。”
“沒有規避的方法么？”記者問。
牛經理欲言又止，只是淡淡回答說：“目前還沒有。”
“通過什么渠道，能看到白酒辦關于整頓酒類市場的那份‘報告’？報告中是否提到，通過什么舉措‘整頓’市場？”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記者追問。
“報告只是內部傳閱，現在我們也很難搞到。但報告里面明確指出，相關部門成立‘十個戰役指揮部’，要全力以赴打好食品安全這一場‘戰役’。其實，圍繞食品安全的攻堅戰，其中99%的內容都是針對白酒市場整頓。”牛經理回答。
牛經理說：“對于碧波酒業來說，這不是好事。依仗政府力量來銷售碧波酒，對企業發展極為不利。”
荷澤一家酒類生產企業的孫經理對碧波酒業的未來發展，說出了自己的擔憂：“以后，碧波酒業怎樣與外地強勢企業相抗衡？它的這種需求市場是當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預的力量創造的，企業的效益不是靠正常競爭和優化管理取得的。這樣一來，除非這個企業永遠不想走出去，甘心做一個地方小品牌。”
“即使如此，地方酒企還要考慮外地強勢品牌進入后，如何應對？除非地方保護永遠存在。”孫經理說，但是這種地方保護顯然不會長久的。
經濟學家董輔礽在接受采訪時說，各級地方政府利用它的行政權力對本地區的企業實行一種保護，這種保護的目的似乎是為了發展本地區的經濟，增加本地區的就業，增加本地區的財政稅收。從短期來看，或許地方政府能夠從被保護的企業那里，分得利益的一杯羹。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會破壞當地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因為，這種保護實際上是在保護落后、破壞創新。就是害怕自己的企業沒有競爭力，競爭不過別人，這種保護落后的結果就是使得當地的企業喪失了本應具備的市場競爭能力。
牛經理從事酒業銷售工作多年，對于國家下發的法律條文也很熟悉。“雖然國務院2001年就下發了《關于禁止地方封鎖的通知》，但我國的地方保護主義依然嚴重，并已向隱形、軟性過渡，一些地方的工商、質檢、食品衛生等部門對進入本地的外地產品超嚴執法。”
“目前這段時間主要是查隨附單，縣里設有‘財貿辦公室’，他不賣給你隨附單，你要去買，他們說沒有，找到朋友呢，則是‘還有一點’拿走吧。”
“流通渠道沒有隨附單肯定不行，所以白酒辦查你就有了正當理由。”
牛經理坦言，接受采訪壓力很大。“這種人為分割市場，阻礙經濟資源的正常流動，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地方保護我覺得有兩種形式。”牛經理說，“經濟發達的地區往往會采取措施鞏固本地已經獲取的經濟利益，而經濟欠發達的地區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保全自己，也會采用一些方法保護本地方利益，曹縣這種方式就屬于后一種。”
孫經理說：“目前，對地方官員的業績考量仍依附于以‘經濟指標’衡量‘政績’，司法的監督又不到位。這樣，不僅體現在價值層面，而且是在制度層面產生了滋生地方保護主義的土壤和溫床。政府部門要推動地方經濟的增長，這是好事兒，但不能越俎代庖。如今，曹縣有關部門既充當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這樣的尷尬角色，不但損害了政府形象，而且違背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難以更好地行使監督和管理職能。”
地方保護“保護”了誰？
“地方保護，顯示了地方權力部門對本地酒廠的特殊‘照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對《華夏酒報》記者說，有此“護身符”，當地酒廠就能以無形之手將外地酒逐出當地的市場。
“就理論而言，地方保護主義是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利用稀缺資源性實現的‘利己’行為。它的產生既有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有體制慣性的作用，當然與法律有漏洞、法律、法規間的銜接不夠有關。”該法律專家表示。
一位接近當地主管部門人士表示：“現行的干部考核機制強調‘政績’，而以經濟指標衡量政績似乎已經成為慣例，由于經濟利益的原因，地方為了發展經濟、顯示政績，往往置國家法律和法規于不顧，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再者，在當前立法透明度還不夠，公眾參與渠道比較有限，公眾參與的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作為資源分配優勢的行政主管部門和強勢利益代表方在參與立法和意見表達方面占據優勢，其話語權比基層群體和社會公眾要重，對立法的影響更強。這樣一來，極易導致“有利的大家爭著管，不利的大家推一邊”的結果。
記者致電當地一家貴州品牌酒類經銷商，該經銷商說，“當地‘白酒辦’對本地酒的有獎促銷活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對外地酒的有獎促銷活動則嚴懲不貸。我們也是無可奈何。”
“你如何看待這種地方保護的？”
“賣外地酒，不能為當地財政做更大貢獻，原因就這樣簡單。”
當記者提出見面采訪時，該經銷商拒絕了采訪的要求，稱自己已經不做酒了，改做混凝土了。
經濟學家樊鋼在接受采訪時說，地方保護主義之所以屢禁不止，就是因為它沒有受到什么懲罰。很難想像一個內部都相互割裂、封閉的市場，能在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游戲規則之下運轉良好。到那時，對于保護傘下的行業或企業來說，保得了一時，保不了一世，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成為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要打破地區封鎖發展品牌，企業自身的努力自然必不可少。”孫經理認為，要想徹底破除地方保護行為，廣大消費者也要“主動”出擊。企業、經銷商應該聯合起來，尋求相關的法律援助，攜手抵制地方保護行為。
地方保護主義在我國由來已久。從歷史角度看，中國是典型的封閉型諸侯經濟和農業經濟，本來就缺乏市場經濟的先天基礎。到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計劃經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市場經濟要求的資源合理配置完全依賴人為安排，缺少自發動力，從而形成自力更生的“小而全”型經濟模式。到了改革開放后，由于市場利益驅動而地方行政權力擴大，導致借用行政力量保護地方權益的現象日益突出。
有專家甚至提醒說，當前國內市場統一問題，比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更顯得迫切。中國已經入世多年，但還有很多企業仍然滯留在區域競爭的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中國的對內開放程度要遠小于對外開放的程度。這不僅是一個合邏輯的理論推演結果，而且是一個被多年實踐經驗和教訓證明了的事實。也有專家認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它必然具有合理性，面對地方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的現實，我們所要做的是：剖析地方保護主義的成因，尋找有效的解決機制，克服和防止這種現象的蔓延和發展。如果國內都沒有形成真正的、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何談在國際上擁有“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一，就是擁有遵循游戲規則的“大市場”。
毫無疑問，地方保護主義是阻礙和干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障礙，有效地打擊和清除地方保護主義是推動建立公平、競爭、開放、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市場的重要內容，也是當前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由此可見，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要標本兼治，而要從根本上杜絕地方保護主義，則必須從端正政府行為、轉化政府職能入手。弱化地方政府作為經濟利益主體的角色，真正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反過來進一步強化政府作為企業和市場服務角色的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