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和朋友開玩笑說，上海的侍酒文化，一定比北京更精細精準，為什么呢？拋開傳統地域印象有兩點原因：如果你請人吃飯，上海選餐廳，首先想的是：餐廳出品質量是否精致？環境是否優雅？而在北京首先想到的是：交通是否方便？菜量是否夠大？——雖是笑談，也見端倪。既然由南至北人們對菜品本身要求越發粗線條，對酒和餐的搭配又能矯情到哪里去呢？
另一個原因就是：上海什么都講究個搭配。舉個例子，你要去北京的藏酒軒，直接說三里屯就好了；再看上海，我要去紅緹酒窖，一定和司機說巨鹿路近常熟路的交匯——不會這個搭配技巧，你在上海可謂寸步難行。這種搭配的立體思維也存于這個城市的各個方面，如喝酒的圈子一定要門當戶對、體量相勻，香檳誰家在哪個坡收哪種果實？混合比例是多少？誰家有獨園？誰家的七大叔的總經理原先是誰家八大姨的釀酒師？答對多少題，您混什么高度的圈子，一點不帶含糊。而北京更喜歡濃淡且相宜的“混搭”酒圈，才高八斗更樂于與民同樂，從而達到“一幫一、一對紅”的效果。
如果說中國至少能選出一個城市可以完全依靠個人實力從而實現“American Dream”的話，那這個城市一定是上海。實打實的侍酒師在葡萄酒一線“戰斗”，他們去追求最苛刻、最精準的工作標準，同時他們篤信著成功=簡單的事情重復做的真理，從而完成著行業中分母線上分子必須是自己的蛻變。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是的，“精準”就是上海侍酒文化的密碼。如果“精準”性屬于上海，那么北京一定完美演繹出侍酒的另一重性格——“分享”性。
首都人民絕對是用更多“葡萄酒”去搭配更為廣泛“家常菜”的全國楷模，一瓶路易樂圖蒙哈榭可能會出現在北海的御膳房，也可能出現在亞運村的海鮮城；而一瓶奔富407既可以出現在前門的全聚德，也可以出現在西單的“串吧”——“葡世價值”可以在這個擁有210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里肆意的生長。
總之，這是一個只要符合搭配“理論”，不必符合出身“倫理”的侍酒城市。超越門當戶對、不屑餐酒任何一方如何曼妙的出身故事，偶爾必須讓扈三娘嫁給矮腳虎的餐酒搭配，已然成了這座城市侍酒文化中所能給你帶來的最大快感。
為什么呢？也要從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剖析，從現在葡萄酒消費的主要人群看，主要集中在70后～85后這個年齡段，這個年齡段的人如今年富力強、崇尚新生活，不少還已是社會名流、事業有成，而這一代人又有什么特點呢？能做大事的司馬光一定來源于小時候愛砸缸，熟悉王朔小說的朋友一定知道北京有“大院文化”——你爸爸可以是軍長、我爸爸可以是住牛棚的，但我可以上你家去彈你的鋼琴，你也可以玩我的彈弓子，“沒有都沒的吃，有一個我一定掰你一半”——一切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粉飾的、本真而普泛的分享。北京人從上世紀80年代初在四合院分享自家彩電到如今在餐桌上分享美食和葡萄酒，這種傳統，代代相傳。當然，專業的侍酒一定也會與首都的形象匹配，以北京最高層的柏悅酒店鑲嵌的“美玉”為代表，專業侍酒向四九城輻射，但比起“侍酒精準性”給人帶來的小資優雅相比，北京人更沉醉于侍酒給人帶來的“分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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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閆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