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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華夏酒報月匯豐PMI預覽為48.1，為8個月以來的新低，新增訂單指數以及產成品庫存繼續累積顯示中國仍處于去產能的周期之中。長期過剩產能讓中國經濟猶如“帶著腳鐐在跳舞”，如何才能消化過剩產能讓中國經濟“輕裝上陣”？
對待產能過剩不宜“簡單粗暴”，而要從應對新一輪國際沖擊和占領產業競爭制高點的角度，完善落后產能退出的長效機制，優化先進產能輸出以及全球資源配置。
從深層次看，我國的產能過剩除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產能過剩”外，還存在體制性過剩，即與投資體制轉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沖動、資金和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矛盾有關。
首要的是減少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干預和控制。除此之外，在分析產能過剩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視，就是內部成本外部化問題，地方政府為了滿足企業利益便利用其在要素市場上的干預能力，以低成本為企業提供要素，造成了內部成本外部化現象，導致資源嚴重錯配，這在國有企業部門經常發生：一是地方政府以土地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二是地方政府以資本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由于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市場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調控的，地方政府對直接融資市場的干預有限，所以地方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主要還是在以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市場。三是地方政府以環境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使得原應由企業承擔的環保成本，甚至是污染成本由社會來承擔。
內部成本外部化直接的結果是導致產能過剩與投資沖動并存，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以及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我們利用投資產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的下降。根據測算的結果，我國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資本形成效率不斷降低。
由此可見，中國式產能過剩更多帶有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色彩，因此，治理過剩產能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而要約束有形之手，放開無形之手，釋放增長新動力，對待產能過剩不應“一壓了之”，而是靠市場化機制分而治之。對于總量型過剩的行業，比如鋼鐵、水泥等傳統、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應進一步研究淘汰落后產能的綜合標準。探索綜合考慮利用能耗、物耗、環境指標與設備工藝技術指標相結合的標準來界定落后產能，突破單一“規模”標準在淘汰落后產能中難以準確地區分先進和落后的局限。對于成長型產能過剩，比如光伏產業、多晶硅、風電等戰略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由于國內市場需求尚未被有效挖掘，因此，需要相關政策引導需求的發展，供給端和需求端“雙管齊下”。此外，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最后，先進產能應加快海外輸出，積極推動“中國基建”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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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