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疆自治區發函規定,自文件印發之日起,自治區所有公務接待一律禁止飲酒。這讓我們想起了不久前發生的同類事情,兩大白酒消費大省安徽、江蘇省政府業明令宣布,省內公務接待禁止飲酒。此外,全國其他地區,也有地方政府出臺相關“公務禁酒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即便今年“公務禁酒令”頻繁疊出,行業內卻未出現多大恐慌的情緒。想當初,2012年底“中央軍委禁酒令”一頒布,白酒行業頓感一片寒意,行業人士甚至將之視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一個省區嚴格限制公務飲酒,對酒業市場影響大不大?不可否認,這種“殺傷力”曾經非常之大。公務消費作為很多酒企原來的主要增長引擎,一旦被剝離,無疑會對中國酒類消費、酒類廠商產生直接影響。但從現在的行業反應看,這種影響正在逐漸變小。從一些券商方面了解的消息稱,某些省區的“公務禁酒令”對當地酒企業的影響可謂“雷聲大、雨點小”,甚至實際影響微乎其微。
而行業人士能夠冷靜看待現在的“公務禁酒令”,正是因為“公務禁酒令”對酒企影響力在變小。在這一現象的背后,隱藏的是市場消費生態變化。公務消費在酒企銷售占比已微弱。今年年初,貴州茅臺集團董事長袁仁國曾說,目前茅臺酒公務消費已降至1%。為此,茅臺目標消費群體已瞄準為龐大的中產階層,持續推動消費轉型,創新產品滿足大眾消費、商務消費、家庭消費和休閑消費。針對中國1.09億人的中產階層,茅臺開發了200多個具有茅臺特色的紀念酒、收藏酒、文化酒品牌,不斷滿足消費者多層次、個性化需求。
在江蘇省“公務禁酒令”發布之際,洋河和今世緣在回應中也稱,自2013年以來,企業已經將中心放在大眾消費以及商務消費上,公務飲酒占比有限。由此可知,自2013年行業深度調整以來,曾經嚴重依賴公務消費的白酒行業已在多次轉型中有意識地降低公務消費比重,同時提升其他消費需求比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名優白酒企業敢于說,公務禁酒對自己的實際影響力有限。
白酒曾在“三公消費”中占據很大比重,這是社會和經濟發展雙重作用的結果。過度依賴公務消費,曾讓白酒行業達到空前繁榮。同時,在公務消費被剝離后,白酒企業也付出慘重代價。
所謂的“空前繁榮”是畸形的,而嚴控“三公消費”、“中央軍委禁酒令”等正是推動白酒行業由此徹底變革的契機。短時間的危機幫助白酒行業擺脫了畸形依賴,回歸到了理性,同時也釋放了長期籠罩在行業上空的政治和輿論壓力,產業借此開拓其他領域消費需求,獲得了長足健康的發展。眼下的“公務禁酒令”同樣如此,它們再次幫助行業走向理性,走向充分的市場競爭。也是有了這樣強大的壓力,白酒企業才能重拾競爭意識,實現真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