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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公發布《酒誥》到漢武帝的初榷酒之前，統治者并未把管理酒業看作是斂聚財賦的重要手段。
商鞅輔政時的秦國，實行了"重本抑末"的基本國策。酒作為消費品，自然在限制之中。《商君書·墾令篇》中規定："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意思是加重酒稅，讓稅額比成本高十倍)。《秦律·田律》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嗇，部佐禁御之，有不從令者有罪"。秦國的酒政，有兩點，即：禁止百姓釀酒，對酒實行高價重稅。其目的是用經濟的手段和嚴歷的法律抑制酒的生產和消費，鼓勵百姓多種糧食；另一方面，通過重稅高價，國家也可以獲得巨額的收入。
唐代特許下的稅酒制的提出,禁酒的結果無疑會使釀酒業受到很大的摧殘，酒的買賣少了，連酒的市稅也收不到。代宗廣德元年，安史之亂終于結束。唐政府為了應付軍費開支和養活皇室及官僚，巧立名目，征收苛捐雜稅。據《新唐書·楊炎傳》的記載，當時搜括民財已到了"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的地步。為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再次恢復了180多年的稅酒政策。代宗二年，"定天下酤戶納稅"(《唐書·食貨志)。《杜佑通典》也記載："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唐朝的稅酒，即對釀酒戶和賣酒戶進行登記，并對其生產經營規模劃分等級，給予這些人從事酒業的特權。未經特許的則無資格從事酒業。大歷六年的作法是：酒稅一般由地方征收，地方向朝廷進奉，如所謂的"充布絹進奉"是說地方上可用酒稅錢抵充進奉的布絹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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